原标题：重磅报告！2022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形势分析：四大视角洞悉趋势
7月30日，中国数字金融合作论坛举办第2期数字经济形势分析闭门研讨会，发布论坛原创研究成果《2022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中国数字金融合作论坛是国内以推动数字经济、数字金融领域合作为核心宗旨的新型智库平台，致力于搭建金融机构、实体企业、政府部门、高校智库的桥梁纽带，全力打造数字金融与实体经济交流合作、政策研究、规范培训的一流智库。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报告》认为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加强数字经济理论研究和形势研判，探索数字经济分析方法和框架，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差异和特征，决定了不能直接照抄照搬传统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必须探索出适应数字经济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
《报告》全文2.5万字，从宏观、微观、产业和趋势四个视角回顾了上半年我国数字经济总体运行情况，总结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提出平台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和微观基础，分析当前平台企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对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2022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寻常，超预期因素带来严重冲击。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中央、国务院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有效实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宏观经济在经受严重冲击后实现企稳回升。
上半年，在经济运行面临严重冲击背景下，数字经济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中亦被赋予重要使命，有力对冲传统经济下行压力。
一是数字经济投资发挥“牵引器”作用，带动投资提质增效。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9.9%，高于固定资产投资13.8个百分点，5G基站、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高速增长，其中5G基站新增42.9万个，按照平均每个基站造价40万估算，直接拉动投资超1500亿元，同比增加125%。
二是数字经济消费发挥“助推器”作用，释放消费增长新动能。一方面，数字化消费在增强网络外部性的同时显著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扩大传统消费规模。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6.3万亿元，同比增长3.1%，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3.8个百分点，占比提升至22%，对社零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另一方面，各项新技术加速落地应用，小众化、个性化消费需求不断被满足，促进消费潜力释放。
三是数字经济贸易发挥“加速器”作用，促进高水平双循环。伴随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加速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品链、服务链重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疫情影响下，实体企业和金融服务数字化转型加快，持续推动跨境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据海关总署统计，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1.98万亿元，增长15%。
从A股上市公司来看，无论是硬件制造业还是软件服务业，今年上半年均保持良好增势，表现为“高研发投入、高资本支出、高工资增长”等特征。
高研发投入是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增强对其他产业带动力的关键。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研发强度（研发费用占营业总收入之比）为5.1%，比去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较全部A股上市公司高出3.5个百分点。
高资本投入往往是新兴行业扩张的特征之一，也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提升自身经济占比和带动全社会有效投资的重要方式。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资本性支出同比增长52.1%，比前两年同期平均增速加快33.0个百分点，较全部A股上市公司资本性支出增速高出41.9个百分点。
高人员工资上涨比率可以为行业吸引高素质人才，增强行业的发展动力和后劲。一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员工平均工资较去年同期上涨19.5%，增幅较全部A股上市公司高出9.3个百分点。
数字产业化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基础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结构维持软化态势， 网络体系建设扎实推进。据信通院测算，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达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 GDP 比重为 7.3%。
产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加速发展。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领域数字化转型均在提速。
农业数字化发展基础日益坚实。生产智能化助力农业转型升级。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新技术正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节本增效，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9759.3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农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8904.4亿元，增长3.6%。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506.7亿元，同比增长11.2%。
工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速。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是我国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一环。中小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数字化转型的主战场。据工信部数据，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5.7%，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正在不断提速，“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3100个。
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提质增效。总的看，我国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农业和工业较为领先，且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仍在持续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孕育出网络约车、外卖配送、线上购物等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生活性服务业加速迈向数字化。
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经济体量已达相当规模，包括消费互联网在内的数字经济增长红利逐步见顶，维持高速增长难度加大，数字经济潜在增速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边际减弱。
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宏观经济走势从背离到同向而行。作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之一，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今年二季度同比增长7.6%，连续5个季度下降，增速水平也是2015年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测算显示，2015-2018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与GDP增速相关系为-0.65，而2019-2021年两者同向而行，相关系数为0.45。
另一方面，对冲传统动能下行的能力减弱。从生产端看，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仅为去年增速的一半左右，增速水平明显下了一个台阶。从需求端看，上半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速为去年增速的一半左右，仅高于疫情冲击最严重的2020年2月。
近年来，各地区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断深化，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数字经济已成为各地区扩大投资、提振消费、促进就业的重要抓手和动力。从全国各地区看，上半年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趋势和特点：
一是各地竞相强化对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截至6月末，31个省级行政单位通过“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文件或方案，对未来3-5年数字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目标，例如上海提出“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北京提出“创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二是各地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与本地发展水平基本匹配。从各地出台的数字经济发展目标来看，基本与其GDP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匹配。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占GDP比重高，对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起到引领作用。湖北、安徽等中部省份注重与周边省市协同发展，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内蒙古、贵州等西部地区发挥其特色，借助其资源优势或者国家重大战略布局，实现数字经济的突破发展。
三是数字经济园区成为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载体。上半年，各省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方针，相继出台关于产业园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实施细则。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建设，建设一批数字经济园区。
四是数字基建是各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着力点。数字基建写入了绝大部分省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在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中，5G基站数量、物联网终端、出省带宽、通信光缆长度、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量等成为数字基建的重要抓手。截至6月末，我国累计建成并开通5G基站185.4万个，我国5G网络已经覆盖所有地级市、所有县城城区及87%的乡镇镇区。
五是数字治理已列入多地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目标。各省市衡量数字经济发展不再局限于“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等规模指标，开始从多个角度综合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目前，大部分省市将政务服务事项上线数、公共数据归集率等系列指标作为数字政府智治化、数字社会智慧化、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指标，也成为各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
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引擎，平台企业在这七方面发挥着领头羊、排头兵、组织者、协调员的作用。当前，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发展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据拉勾网《互联网离职人才报告》，截至3月末，互联网平台企业累计离职人数较去年12月末增加26万人。此轮裁员潮呈现三个特征：其一，部分领域裁员与行业监管政策有关；其二，裁员既体现战略收缩，也体现结构优化；其三，裁员与招新并行不悖，“换血”体现企业策略储备。
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相关灵活就业群体权利保障问题亟待解决。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数量急速增长，大量从事外卖、快递、网约车、代驾等服务的人群与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直接相关。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的角度，平台企业对灵活就业群体的权利保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政府监管角度，政府部门要坚持“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要靠发展解决”这一基本思想，给平台企业利用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解决老问题创造空间、提供支持。
一是头部企业规模优势和经营效率有待提高。2021年财富500强互联网服务和零售企业中，美国有3家，我国有4家，但仅亚马逊一家的营收总额就大于我国4家的总和。从市值看，截至7月22日，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亚马逊遥遥领先。
二是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国际化发展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我国平台企业部分业务明显依赖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渗透率较低，还有部分业务涉及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面临国内外监管趋严，同时，国内模式无法照搬到国外，短期内存在“水土不服”问题。
三是我国数字平台企业更加侧重模式创新而非技术创新。长期以来，我国数字平台企业采取“流量经济”策略，具有“新、快、好、大”等特点。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平台企业普遍加大对产业互联网、物联网投入，初步建立起一定技术优势，但在新技术研发上，与全球头部平台企业比，尚有较大差距。
四是受疫情冲击和监管趋严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创业环境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据以色列咨询公司Startup-Blink发布的《创业生态系统报告2022》，我国13个主要城市有8个排名出现下降，其中北京排名从第四跌至第五。
表3：全球主要经济体独角兽企业增量比较（2012-2022）
目前，在促发展和严监管的统筹协调方面，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在平台功能上，数字经济企业应做大增量、优化存量，避免以线上取代线下、零和博弈；二是在监管导向上，数字经济企业在创新模式的同时容易导致监管两难；三是在社会治理上，政府和民众期待数字经济企业承担更多社会服务和治理功能，实现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并重。
7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工作，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这将有利于稳定数字经济平台企业预期、恢复投资信心。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重大政策推进实施中的研究和协调功能，鼓励平台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大胆进行技术、模式、业态创新，另一方面扎实推进“硬科技”投入、攻关“卡脖子”难题，同时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前提下推动在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先行先试，增强我国数字经济平台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在数字经济治理领域的全球话语权。
一是加快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相关统计核算标准和指标体系。建议基于SNA国际标准，从相关统计核算概念、核算框架、核算原则、核算方法等方面，加快研发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和资产的统计与核算标准体系，并建立从微观到宏观的数字经济、数据资产等统计制度和实施方案。同时，构建起包含数字经济增加值、数据增加值、数据资产等系列指标在内的统计标准和核算制度，更好地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二是探索适应数字经济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要基于数字经济的特征、形态、规律，搭建更精准的统计指标体系，深入研究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减少对传统经济分析的路径依赖，以更加发展的、动态的、技术的视角，探索适应数字经济特征和规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
三是提升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生态。要持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强化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推动进入市场监管和权力规范并重发展新阶段。优化数据资源供给，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推动企业加强数据采集、标注、清洗、存储、传输、应用等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建立健全公平开放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数据安全治理和保护，营造安全有序市场环境，防范数据安全风险。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制定和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推动数据资源交易流通。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生态体系。
四是因地制宜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重视差异化考核评价。鼓励各地把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与地方经济社会阶段、特点相匹配，将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融入到数字经济发展目标之中，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对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时，应基于地方各自发布的规划目标和任务，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特点，建立差异化考核评价标准和体系，不宜过早设立全国统一标准，也不宜对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进行排名考核。
